自《绝对隐私》出版后，这类隐私类的口述实录纷纷出台——但我不相信这是有意模仿。做这种采访其实很需要时间，更需耐心，从书中看，作者大都花费了几年的时间——可见雷同的作品问世，也是时代的产物，我以为，至少有以下原因：
1）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已经深刻地反映在私人生活领域，而社会中仍然充斥着套话和谎言，即使你有能力说（大半男人是有能力讲几句的），也没有多少说的空间——反倒是这种“隐私”，无关社稷，实话实说，对弥漫着假话、大话、套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益的冲击：既迎合了百姓一向喜窥他人隐私的阴暗心理，无形中也开拓了公众空间，在“光亮处”声张着一种说实话的风气。
2）作者几乎全是女性，可见女性对“私人生活”中情感问题的敏感——她们显然是把“情感”当做如同社稷一样的问题去看待的，而且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兴趣。在“婚姻”和“情感”的确已经成为中国人个人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今天，用“口述实录”这种方式去反映问题，确实是最有效、最有说服力的方式——它将“口述”方法派上了“具有中国特色”的用场。
司徒玫采写的《婚内婚外——情人、夫妻和第三者的口述实录》一书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），特点在于它对同一问题的多元视角——我做过口述，知道这样做的难度很大，因此钦佩作者的勇气、耐心和“有心”。
正是因为这种多元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两性对“情感”问题的不同感受、不同的表述和很不相同的态度：女人（不论个性如何、能力大小）的确有雷同的倾向，爱得单纯，死去活来，不堪回首，到头来总是受（男人）伤害的；而男人在感情问题上则更多地折射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色彩，爱的背后，总有具体的人生需求——因了不同的人生需求，他们几乎无一不是“爱”的受害者，几乎个个在“爱”（女人）的束缚中落荒而逃——这倒让我想到裴多芬那首名诗，不由对他们生出许多同情：
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
——男人因此总在抛弃“爱人”，特别要逃脱那个“最爱他的”女人。
我因此在想，生活在今天，当阶级、等级、种族、民族甚至权力、金钱都不足以对人造成致命的奴役感时，婚姻和家庭于人反倒成为一个很现实的“牢狱”，（以爱的名义）仍然限制着女人的发展，（通过女人）也仍然捆缚着男人的自由——这或许也是“英雄时代”结束后，社会必须面对的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。正像“个人的也是政治的”，在今天，社会问题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。
通过这一类书、这些人对婚姻、家庭、情爱生活的真实感受，每个人其实也能透视自己的生活——书中的他（她）们，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自己——这就是这类书能够畅销的主要原因。无论书名以及它的醒目大字有着怎样媚俗的嫌疑，应该说，书的作者和当事人都并没有多少媚俗的意图，言说和记录都是真诚的。
